黄进：当前我国国际商事争端治理体系建设的几个问题 | 澳门法学202203

【作者】黄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澳门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澳门法学》2022年第3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录）。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

内容提要：?国际商事争端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的问题比较多。当前我国国际商事争端治理体系建设应该重点关注和研究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商事调解和加快制定商事调解法、不懈追求国际商事仲裁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在“海”字上下功夫和做文章来发展我国海事仲裁事业、加快推进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以及强化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工作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现状和解决路径的研究，促进我国国际商事争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

关键词：国际商事争端治理；国际商事争端预防；国际商事仲裁；商事调解；涉外民商事审判

目次 一、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融合发展 二、大力发展商事调解和加快制定商事调解法 三、不懈追求国际商事仲裁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四、中国海事仲裁事业发展要在“海”字上下功夫、做文章 五、关於加快推进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 六、关於强化我国涉外民商事司法审判工作

国际商事争端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在当前推进国际商事争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以为应该重点关注和研究如下几个问题。

一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融合发展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融合发展，是实现市场经济和国际社会“法治健康”的可行路径，符合法律和法治的发展规律，有利於推动构建完善的国际商事争端治理体系，有利於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贸易投资繁荣发展，有利於推动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体系的变革和建设，有利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大力推进。

（一）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是国际商事争端治理问题的两端和两面

争端解决（settlement of disputes）是指在争端发生後通过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等方式对争端予以化解和处理的活动。而争端预防（prevention of disputes）是指在争端未发生之前针对争端可能产生的原因和因素，采取宏观或者微观的有效措施予以消除，并对可能引发争端的主体、事项进行早期防御、干预与矫正，以防止、减少、避免争端发生的活动。由此可见，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是国际商事争端治理问题的两端和两面，两者都是针对国际商事争端来思考、研究和行动的。众所周知，法律和法治的本意就是要防止、减少、避免、解决和消除人类社会的矛盾、分歧、纠纷、争议和争端，争端预防和争端解决两者都是法律和法治的应有之义。过去，我们法学法律界比较偏重於研究争端的解决，对争端的预防关注和研究非常不够，或者说得更学术些，就是比较偏重於临床法学的研究，忽视预防法学的研究。现在是纠偏的时候了，就是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要推动从以临床法学为主向临床法学与预防法学并重融通转型。我们应该认识到，争端预防不同於争端解决，两者是有所区别的，争端预防重在防患於未然，争端解决重在化解已经产生的矛盾、分歧、纠纷、争议和争端。相比较而言，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善治角度来说，防患於未然的争端预防优於救火於已然的争端解决。但是，两者的根本目的其实是一致的，即避免和消除矛盾、分歧、纠纷、争议和争端，息讼止争，维护社会稳定和正常的秩序。目前，现有国际商事争端治理体系是有缺陷的，比如，重解决、轻预防，重对错、轻合作，重後果、轻前因。所以，当我们探讨国际商事争端的解决时不能忽视国际商事争端的预防，当然，当我们探讨国际商事争端的预防时也不能忽视国际商事争端的解决。开展国际商事争端治理，要学会风险防范和争端解决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当下，针对百年大变局与世纪新冠疫情交织背景下的国际商事争端预防，相关机构和企业尤其要加强三个机制的建设，即企业合规管理机制、投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争端预防干预与矫正机制。

（二）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融合发展是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的内在要求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史无前例；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低迷、增长动能不足，国际贸易投资大幅萎缩，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冲突、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中美两个大国世纪战略博弈www.kaiyunvip，中国同美西方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强化、对抗在加剧、合作在减少。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剧烈动荡、深刻调整，对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提出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治理的变革与国际法治建设不仅要有效应对和解决世界上此起彼伏的矛盾、分歧、纠纷、争议、争端，甚至战争，而且还要善於预防潜在的矛盾、分歧、纠纷、争议、争端，乃至战争，管控好已经存在的矛盾、分歧、纠纷、争议、争端、战争不要进一步升级和恶化。这就需要我们坚守《联合国宪章》确立的维护世界和平及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宗旨，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加快构建并施行有效的国际争端预防体制机制。

（三）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融合发展是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体现

和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强调人类社会要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和谐发展。在中国，和合观贯穿於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国家观、琴瑟和谐的家庭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影响着中国社会制度的建构以及社会治理。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先贤在实践中孕育的智慧，它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和谐共生状态，它必然要求在社会生活中既要有效应对和解决矛盾、分歧、纠纷、争议、争端，又要善於预防、减少、避免潜在的矛盾、分歧、纠纷、争议、争端。中华传统文化十分重视息讼和无讼，防患於未然。笔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其一，孔子曾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他讲的意思是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同别人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必须使诉讼的案件根本不发生！他强调了预防争端无讼是其追求。其二，东汉政治家荀况在总结军事和政治方法论时曾说：“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但是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他讲了三策，即“事前之策”为预防预警之策，“事中之策”为应急救援之策，“事後之策”为整改惩戒之策。他强调事前预防是上策，事中应急次之，事後整改是下策。其三，《黄帝内经》也讲：“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病已成而後药之，乱已成而後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强调高明的医生第一选择是治未病，体现了中医推崇上医“治未病”的哲学思想。上述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在司法活动中，还是在中医治病救人中，都强调预防优先，将预防和处置有机结合起来。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这是一种理想、一种价值追求。

（四）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融合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他在2020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於无事之前。’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我国有14亿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更加重视基层基础工作，充分发挥共建共治共享在基层的作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实践中，2018年中办国办联合下发的《关於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提出：“支持相关单位联合‘一带一路’参与国商协会、法律服务机构等共同建立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机制。”事实上，2020年10月，中国国际商会联合亚非拉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商协会、法律服务机构、高校智库共同发起设立了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这是国际上第一个明确将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结合起来建立的非政府间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它将通过提供商事争端预防、调解、仲裁等法律服务来公平公正、高效便捷地保护国际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贸易投资繁荣发展。所以，可以这样说，推动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融合发展，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强化“一带一路”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的现实需要。

（五）通过强化国际商事争端预防机制促进国际商事争端治理体系更加完善

国际商事争端治理体系，既包含争端解决，也包含争端预防。争端预防与争端解决一样，都是国际商事争端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争端预防又不同於争端解决，它更符合市场主体对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期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局限和不足。它通过建立健全各种有效的争端预防机制开云网址，可以避免争端的产生和升级，维护正常健康的国际营商环境和秩序，促进国际贸易投资活动的顺利开展。国际商事争端预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争端预防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就世界整体而言，它既可以在国际层面开展，也可以在国内层面开展。在国际层面上，既需要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其创制和运行中引入争端预防机制，也需要非政府国际组织有所作为，践行并推广争端预防理念，制订并推广标准合同和示范法。在国内层面上，就某一具体国家而言，争端预防可以由政府来推动，也可以由企业积极主动作为，还可以发挥国内行业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出台预防性法律制度和相关政策，强化企业合规治理，加强行业引导和商事主体践行。比如，在国际商事领域，非政府国际组织在争端预防方面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国际商会（ICC）在这方面的作为就是一个显着的例子，它基於国际贸易实践编纂成文的国际商事惯例并广为推广，就是争端预防的有效作法。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如何融合发展，如何有机的对接、衔接起来，而不是把两者割裂开来，让它们互不搭界、自行其是。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国内层面，要构建更加系统化、多元化、国际化、法治化的国际商事争端治理体系；在立法领域，要注重健全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以及与解决性法律制度的有机衔接和融合；在执法领域，要将预防挺在前面，强化先预防後解决的执法路径；在调解、仲裁和司法领域，要确立争端解决与争端预防融合发展的理念，在解决争端的同时为预防争端埋下伏笔；在守法领域，要强化防患於未然的观念，尽可能防止争端产生，将争端消灭在萌芽状态，有效管控争端的升级；在用法（法律服务）领域，要建立更加多元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构建大法律服务平台，大力拓展非争端解决类法律服务。

二

大力发展商事调解和加快制定商事调解法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大力发展商事调解、加快制定商事调解法、尽快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在一定程度上是突破困局、扩大开放、促进国际贸易投资发展的有效之举。最近，司法、仲裁和法律服务界都在讨论加快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大力发展商事调解和加快制定商事调解法是其应有之义。

（一）大力发展商事调解和加快制定商事调解法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商事争议解决的方法主要有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四者各有优势，也都有自己的局限。四者之中，前者是争议当事人的自济解决方法，无需专门法律规制、调整，而後三者是有第三者介入的争议解决方法，需要专门法律加以规制、调整。目前，我国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仲裁领域均有专门立法，在调解领域也有人民调解法，但唯缺商事调解法，亟需改变这种状况。

在我国，追求和解、息讼、无讼，是古老的文化传统。孔子讲的“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这个意思。调解作为解决争议的方法和手段自古有之，我国历朝历代均提倡调解，或采取官府调解，或采取民间调解，或将调解作为辅助诉讼的手段，或将堂上审判与堂下调解结合起来。在1949前革命战争时期，当时的红区、根据地、解放区曾先後建立过“区乡镇坊调解委员会”“村乡区逐级调解制度”“调解条例”等，特别是创立和推行了“马锡五审判方式”，将审判和调解结合起来，促进了人民调解制度逐渐形成。新中国成立後，调解作为争议解决方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国宪法和许多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司法政策文件都有关於通过调解解决争议的规定，调解在化解民商事争议实践中被广为采用，创立并发展了“枫桥经验”。2010年《人民调解法》出台，更是将调解在化解民间纠纷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人民调解是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它是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的、面向民间纠纷的公益性的、免费的公共法律服务，不同於依法独立设立的、面向商事主体的、市场性的、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商事调解。因此，人民调解不能完全代替商事调解，人民调解法不足以解决所有商事争议问题，在人民调解法之外还需要制定商事调解法。

1.加快制定商事调解法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需要。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首先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而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既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在程序法方面，我国已有了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和人民调解法，但没有商事调解法，这是不完备的，需要加快制定。

2.加快制定商事调解法更是完善我国营商环境的需要。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持续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在一个国家，商事争议能够公正、高效、便捷的解决，是这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完善、治理能力和水平高强、营商环境友好的重要表征。商事争议的解决除了靠民事诉讼、靠商事仲裁，还得靠商事调解。没有商事调解法，没有健全完善的商事调解制度，你这个国家的营商环境肯定是有缺憾的。

3.加快制定商事调解法也是国际形势所逼，刻不容缓。商事调解在全世界繁荣发展已是大势所趋。《联合国关於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被许多国家签署并快速生效就是明证。本来在传统上，基於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或者说调解协议，是当事人之间就争议解决达成的新的契约性文件，具有契约法律效力，当事人理应自动履行。但如果有一方当事人不履行，那和解协议就没有办法顺利执行，就只有通过某种争端解决方式再行解决。而《新加坡调解公约》旨在促进国际商事调解并建立一套直接执行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机制。该公约规定，缔约国应按照本国程序规则并根据公约规定的条件执行基於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笔者认为，这是人类争议解决方式的重大变革，该公约在调解发展历史、争议解决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有专业人士预测，该公约在调解领域可能会与在仲裁领域的《纽约公约》媲美。我国已签署该公约，但还应该深入研究该公约，力争尽快加入该公约。而且，无论我国是否加入该公约，我国都应该对国际商事调解的新发展新变化积极回应，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加快构建我国自己的商事调解法律制度，以免在这个领域落後、落伍。

（二）如何制定我国自己的商事调解法

至於如何制定我国自己的商事调解法，笔者有如下几点建议：

一是要敢於善於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学习借鉴国外商事调解有益经验。我国自己的商事调解法首先要紧跟时代潮流，具有世界上现代化的商事调解法的共同特征。在调解领域，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长期努力，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早在1980年就拟订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2002年又通过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2018年推动通过了《新加坡调解公约》。可以这样说，这三个法律文件是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推动下集各国智慧，反复比较权衡、集思广益制订出来的，具有普适性、先进性、灵活性，受到业界的热烈欢迎和充分肯定，值得我们在立法时参考借鉴。同时，不少国家的商事调解立法很有特色，也有可参考借鉴之处kaiyunvip。当然，我们在参考借鉴时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只做“搬运工”，不能囫囵吞枣、简单移植、照搬照抄。

二是要坚持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中国实践出发，打造我国商事调解法的中国特色。我国的调解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制定我国自己的商事调解法要注意从中国传统调解文化中汲取营养。同时，我国的司法机关、仲裁机构、调解组织在诉讼与调解相结合、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人民调解和商事调解方面已有多年的实践和丰富的经验，这是我国制定商事调解法需要总结提炼、参考借鉴的。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有自己的体制机制，有自己的国情，我国的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以，在制定商事调解法过程中，我们在遵循商事调解一般规律的同时，要善於总结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把我国的商事调解法立成既能走进世界又有中国特色的商事调解法。

三是要采取“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考虑到制定商事调解法尚未纳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且纳入规划和具体开展拟订工作尚需时日，我国加快制定商事调解法可以考虑采取“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省市，特别是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海南省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市，可先行一步，通过地方立法或特区立法或自贸港授权立法，制定地方性的商事调解法规，先行先试，探索前行，为制定全国性的商事调解法积累经验。然後，在深入研究、充分准备基础上，积极推动将制定商事调解法纳入立法规划，在条件成熟时制定全国性的商事调解法。

综上所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交织跌宕的大背景下，我国大力发展商事调解、加快制定商事调解法、尽快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一定是突破困局、扩大开放、促进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有效之举。

三

不懈追求国际商事仲裁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关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我国仲裁提出的明确要求和目标任务。後来，中央两办专门出台了《关於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总结我国仲裁实践，借鉴国际仲裁有益经验，研究修改《仲裁法》。目前，《仲裁法》正在修订过程之中。《仲裁法》的修订过程就是仲裁法迈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过程。

国际商事仲裁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关键在於国际商事仲裁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是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必然要求和发展方向。商事仲裁的现代化强调的是与时俱进。我们不仅要注重仲裁硬件的现代化，更要重视仲裁软件的现代化，包括仲裁队伍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仲裁理念的现代化、仲裁体制机制的现代化、仲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属於仲裁制度建设、仲裁软实力建设、仲裁文化建设，意在创造出我们自己的仲裁文明。

而商事仲裁国际化强调的是“世界眼光”。国际化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简单地“接轨”“移植”“复制”，而是树立“开放意识”，具备“世界眼光”，打开“国际视野”，展现“全球胸怀”，注意汲取世界一切优秀的仲裁文明成果，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创造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贡献中国人的仲裁智慧，逐渐发展先进的仲裁制度，提升中国商事仲裁的国际竞争力。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仲裁是人类开展商事交往的产物，天生就具有跨境性、国际性和普遍性。这是商事交往的深层需求所决定的。仲裁用於解决商事争议，而商事争议起源於商业交易，商人要顺利开展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就必然要建立共同的交易规则。在争议解决方面，采用仲裁机制解决商事争议就是现代商人法的内容之一。而且，在全世界法学法律界，仲裁制度规则是共识度最高的领域之一。因此，仲裁法则被喻为商界的共同语言、万民法，这并非是文学上的夸张。我们真诚期待，这次《仲裁法》的修订能够使我国商事仲裁制度更加现代化和国际化，不要留下遗憾。

笔者举个例子来说明笔者的担忧，说明笔者为什麽要强调不懈追求国际商事仲裁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最近，《体育法》修订完成，其中一个较大的进步是专设第九章规定了“体育仲裁”，从立法上正式建立了我国的体育仲裁制度。这是符合通过体育仲裁解决体育纠纷这一国际大趋势的，值得充分肯定和点赞。但关於体育仲裁的具体规定，笔者认为是有缺憾的，就是没有把握好顺应体育仲裁发展的现代化和国际化问题。比如，关於体育仲裁范围的规定，就同国际上的普遍实践不一致。体育仲裁的范围讲的就是体育仲裁解决什麽样的体育纠纷。所谓体育纠纷或者说体育争议，就是与体育有关的纠纷（sports-related disputes），或者说与体育活动有关的纠纷。根据其性质，体育纠纷大别为三类：第一类是与体育有关的商事纠纷，如与体育有关的赞助合同争议、电视转播权合同争议；第二类是与体育有关的纪律性或者技术性纠纷，或者说涉及体育组织的决定的纠纷，如运动员参赛资格的争议；第三类是兴奋剂违规纠纷，如涉及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争议。新修订的《体育法》第9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可仲裁纠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不属於体育仲裁范围。”这就等於排除了将与体育有关的商事纠纷、运动员转会之类的雇佣合同纠纷作为体育仲裁的对象。这样的规定不仅与国际上普遍的体育仲裁实践不一致，特别是与国际上着名的体育仲裁机构“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的实践不一致，而且，不利於今後我国建立的体育仲裁机构能够通过体育商事纠纷仲裁收取合理的费用而自我独立发展，导致体育仲裁机构必须由国家财政养起来。除此之外，关於体育仲裁机构的体制机制，新修订的《体育法》第93条第1款是这样规定的：“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组织设立体育仲裁委员会，制定体育仲裁规则。”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对体育仲裁机构的体制机制、定位规定得太过简略，没有明确它是为公益目的而设立的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非营利法人，同时也缺乏决策权和执行权的适当区分，没有形成完整的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二是规定体育仲裁规则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来制定不妥，因为仲裁规则一般都是由仲裁机构自己制定的，如果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来制定，就意味着这个体育仲裁规则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行政部门规章，一经制定就很难修改，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体育仲裁的灵活性。总之，国际商事仲裁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永远在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要不懈追求，不断努力。

四

中国海事仲裁事业发展要在“海”字上下功夫、做文章

海事仲裁是特别的商事仲裁，许多国家为此建立了专门的海事仲裁制度和海事仲裁机构。提升我国海事商事仲裁的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关键要在“海”字上下功夫、做文章。这对於促进我国海事仲裁高质量发展，加强海事仲裁能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国海事仲裁事业取得的成就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中国海事仲裁事业始於1959年中国贸仲会建立海事仲裁委员会，至今已有63年的历史。60多年来，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努力提供专业化海事海商仲裁服务、不断完善仲裁规则、加强海内外交流、大力服务中国航运市场，在中国改革开放、对外贸易、“一带一路”和“海洋强国”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海事仲裁已形成专业性强、国际性案件占比高、裁决独立公正权威、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管理服务优质等鲜明的特色。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处理的国际海事海商案件还不多（2021年新受理案件仅85件），中国海事仲裁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大，中国还不是国际海事仲裁的主要目的地和优选地，尤其是在海事仲裁的理念、思想、理论、规则和制度创新方面缺乏原创性贡献，海事仲裁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我想，我们只有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优长和不足，才能坚定信心决心、明确目标方向、增强发展动力、克服困难障碍、聚力开拓进取，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打造世界一流海事仲裁机构，不断扩大中国海事商事仲裁的国际影响力。

其次，中国海事仲裁事业发展关键要在“海”字上下功夫、做文章。众所周知，海商法是商法的一部分，但它是商法的特别法，常常独立成法。海事诉讼是民事诉讼的一部分，但其为海事特别诉讼，在不少国家设有专门的海事法院开展海事诉讼。而海事仲裁则是商事仲裁的一部分，但它是商事仲裁的特别部分，不少地方独立设置海事仲裁机构来开展海事仲裁。这说明，海商法、海事诉讼、海事仲裁与“海”紧密相连，有其特殊性，需要专门处理。所以，海事仲裁不能脱离“海”，也不能离“海”太远，要突出“海”的特色，在“海”字上下功夫、做文章。比如，在仲裁范围方面，要聚焦海事海商纠纷的解决；在仲裁员选聘方面，要突出其海事海商专业能力的要求；在仲裁规则制度的设计方面，要强化海事海商纠纷解决程序的特点；在仲裁机构的定位方面，要将其放在世界级的海港城市；在仲裁推广方面，要深入沿海沿江港口码头和整个船舶航运业，全方位开展工作。

再次，要坚持守正创新，努力对世界海事仲裁有所贡献。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创新也是引领仲裁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虽然在仲裁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我们在仲裁理念、思想、理论、规则和制度的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还缺少创造性的贡献。这就要求我国仲裁界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耕细作，开放包容，借《仲裁法》修订的东风，让仲裁领域的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不断推动仲裁理论和实践创新。比如，在海事仲裁领域，要紧扣海事海商行业的特点，构建海事仲裁与海事司法合作对接机制、海事仲裁与海事调解融合发展机制、仲裁机构管理和仲裁庭独立裁决有机结合机制、海事临时仲裁“轻管理”机制等，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进创新海事仲裁规则制度。

五

关於加快推进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仲裁届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推进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尤其提出要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加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推进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不仅是中国仲裁制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仲裁制度现代化的显着标志。

（一）何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

提出这样一个命题，首先要讨论的是何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在笔者看来，目前世界上可以称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地方有伦敦、巴黎、斯德哥尔摩、纽约、香港、新加坡等。考察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一是因为其商事活动频繁、商事交易体量巨大、营商环境良好，这是其物质基础；二是因为其仲裁法制完备、法治体系健全、法治环境优良，这是其法治保障；三是因为其具有一流的仲裁机构、一流的仲裁员队伍、一流的仲裁管理服务、一流的仲裁质量和水平，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是其主体的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四是因为其仲裁理念先进、深入商界人心，社会各界尤其是法院对仲裁既充满信心、充分信任、坚定支持，又依法规制、适度监督，保证仲裁事业行稳致远、兴旺发达，这是其社会环境；五是因为这个地方乃公认的国际商事仲裁目的地、优选地，当事人不仅愿意并优先选择这里的仲裁机构裁决他们之间的争议，而且将这个地方选择为仲裁地，大量的且有重大影响的商事争议案件到这个地方仲裁，这是其实效标志。我认为，要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这五个要素缺一不可。

（二）中国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理据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中国为什麽要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主要有这麽几个理据：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今後一个时期，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点，更有基於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走和平道路的现代化，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因此，它必然要谋求通过协商、仲裁、调解和诉讼等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建立现代化的仲裁法律制度和仲裁机构，而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是其不二选择。

二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主要抓手，除了要加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之外，还需要强化法律服务、善於用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当前，包含仲裁在内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既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短板。所以，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就刻不容缓了。

三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而法治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优良的以仲裁、调解、诉讼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则是营商环境的基础设施。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最近有一个变化，就是将争议解决列为一级指标，进一步强调了争议解决对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因此，强化国际商事争议的预防与解决成为刚需，加快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自不待言。

四是在中国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不仅可行而且可能。据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国际仲裁权威研究机构发布的《2021年国际仲裁调查报告》（2021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Adapting arbitration to a changing world）显示，香港、北京和上海分列为全球最受欢迎仲裁地的第三、第六和第八名，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分列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仲裁机构的第三和第五名。这表明，中国仲裁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着提升。尽管我们离全球最受欢迎的国际仲裁地和仲裁机构还有距离，我们还要在“司法机关对仲裁提供更大的支持”“仲裁机构的中立性和公正性”以及“执行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等方面下功夫，但只要我们加快完善仲裁法治体系，以建设更加现代化、国际化的一流仲裁机构为目标，在国际仲裁领域持续深耕与拓展，着力提升案件管理水平、创新纠纷解决服务、开展国际仲裁交流与合作，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国际一流的仲裁服务，就完全可以实现打造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目标。

（三）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重点与关键

最後，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中国如何进一步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笔者以为在现阶段要聚焦重点、抓住关键。

一是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调推进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大家知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经验。可以这样说，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同推进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这一主张，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一理念在法治领域的具体化。涉外法治是国内法治的对外延伸，是联系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桥梁和纽带。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以法治元素为核心，健全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包括如何适用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法律制度），完善高效的涉外执法司法体制机制，构建一流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机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因此，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既是践行国内法治，也是践行涉外法治，更是促进国际法治，必须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调推进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

二是通过我国《仲裁法》的这次修订，实现我国仲裁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国仲裁提出的明确要求和目标任务。现代化和国际化是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必然要求和发展方向。我们特别要在仲裁制度中国式现代化上做文章，《仲裁法》的修改既要对标联合国贸法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又要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

三是建设国际一流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等打造一批仲裁水平和质量高、仲裁公信力强、仲裁管理服务优良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以国际一流的仲裁机构支撑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

四是与其他争议解决机制融合发展。如果一个地方是国际商事仲裁中心，那麽这个地方一定是国际争端解决中心、一定是国际法律服务中心。仲裁是与协商、调解、诉讼等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相互联系、互为支撑的，也需要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业支持配合。因此，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要与其他争议解决机制协调发展、协同创新。

五是强化国际仲裁人才培养。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他还多次提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要跟上，有关部门要拿出有效措施，下决心尽快解决。“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国际仲裁人才是开展国际商事仲裁、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重要支撑。强化国际仲裁人才培养，关键要抓住三点：第一点是抓仲裁学科专业建设。仲裁法是程序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只重视包括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内的诉讼法，对同属争议解决程序法的仲裁法、调解法和其他非诉讼争议解决程序法在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到位。如果我们想培养高素质的仲裁人才，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仲裁学科专业是仲裁人才培养的平台和龙头，建立仲裁学科专业，将仲裁法和调解法确立为与民诉法、刑诉法、行政诉讼法平行的程序法学科，国际仲裁人才培养就会纲举目张。第二点是抓仲裁学科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仲裁学科专业教师是国际仲裁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和中坚，要把这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在国际仲裁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作用。第三点是抓国际仲裁实习实践教学。要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仲裁机构等相关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加强校企、校地、校所合作，发挥政府执法机关、法院、检察院、仲裁机构、调解机构、律师事务所、企业、国际组织等在国际仲裁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

六

关於强化我国涉外民商事司法审判工作

当前，我国的涉外司法审判工作已从传统的涉外民商事审判领域拓展到涉外刑事审判和涉外行政审判领域，但是，涉外民商事审判工作仍是重中之重，不仅量大，而且纷繁复杂；不仅涉及管辖权、法律适用、外国法查明，而且涉及送达、取证、外国法院判决和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外国基於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的救济等。同时，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区域经贸合作、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应对新冠疫情蔓延和中美两国战略博弈等，对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工作带来了不少新的风险和新的挑战。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工作唯有迎难而上，不断提高涉外民商事审判能力和水平，努力让当事人在每一个涉外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第一，要强化涉外民商事审判研究，夯实基础，为涉外民商事审判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与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共建司法研究基地的目的之一。第二，要在涉外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制度是世界各国的行为规范和全球治理的重器，也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话语体系，国际法基本原则更是全人类的价值共识。不懂国际法，一定搞不好涉外民商事审判工作。当前尤其要厘清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我国国内法的关系，解决我国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在涉外司法审判中的适当适用问题。积极推动国家尽快加入海牙《法院选择协议公约》《新加坡调解公约》，签署海牙《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法院判决公约》。第三，要努力推进涉外民商事审判体制机制进行符合审判规律的改革和创新。比如，加快对《民事诉讼法》《仲裁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修订与完善、加强国际商事法庭体系化建设、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和法院系统构建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的作用。第四，要促进国际司法交流和合作。涉外民商事案件日益增多是实行改革开放和国际民商事交往日益频繁的必然结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涉外民商事审判，即使有，也是封闭的、保守的、孤立的。要改革开放，就得兼容并蓄，一方面，要对不合理不合法的单边制裁、“长臂管辖”进行阻断、反制；另一方面，对国家之间必要的司法合作、司法协助则要积极推动、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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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法学》2022年第3期（总第50期）目录

【名家特约】

1.当前我国国际商事争端治理体系建设的几个问题

黄进

【专栏：法哲学纵横】

2.自然法与实定法

[日]木村龟二 着、张心璐、姚远 译

3.格里塞—菲尼斯学派论自然法道德原则

杨天江

4.人类联合：一种自然法的社会哲学

吴彦

【论文】

5.联合国安理会核可国际文书的效力与意义

——从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核可《伊核协议》谈起

黄瑶、陈蓁蓁

6.论演艺经纪合同的三个争议问题：以《民法典》相关条款为指引

杨吉

7.从“重治罪”到“重治理”：刑法治理功能之提倡

姚万勤

8.网络转移数字货币私钥行为之故意研究

陈海劲

9.操纵比赛行为法律规制的困境与出路

黄曼庭

【港澳法治研究】

10.完善立法会对特区政府施政的监督机制

江华

11.澳门新《仲裁法》相关程序问题之探讨

——以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

谭知微、汪超

12.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条例的制定澳门黄金城主体与立法模式选择

庄瑞银金猴爷老虎机

《澳门法学》是由澳门大学法学院主办的综合性法学学术期刊，创刊于2005年，每年三期。《澳门法学》一贯秉承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开放性，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并以不断推动澳门地区的法学理论发展，不断推动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区际法律比较研究为办刊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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